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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将消逝的千年石窟,2012年初夏须弥山石窟考古第一期工作期间

点击: 160 次  来源:http://www.dfmgrp.com 时间:2020-01-30

浙江大学校园内复原的石窟

借助全新虚拟实景技术等高科技,在10月15日至19日举行的第九届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原真记忆·浙大敦煌”的1∶1高精度复制的敦煌壁画,让众多观众留连忘返,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不仅是这个博览会上,现在如果想看敦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的第220号石窟,不用去西北大漠。在现代科技帮助下,研究者甚至可以在杭州得到比亲临莫高窟更加精确的研究材料。与原洞窟一模一样的“石窟”,就建在浙大紫金港在建的西区考古实验基地。“克隆”的莫高窟这个克隆的“石窟”是浙大利用高科技数字技术历时4年高仿真重建。克隆的“石窟”按1∶1比例重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科技考古中心副教授刁常宇说,其数据误差不会超过0.2厘米。“太逼真了,这个洞窟壁画人物的线条、色彩,甚至被侵蚀的墙壁,都与原来的洞窟几乎一模一样。”走进“石窟”无不让人惊讶:斑驳的墙壁、精美的壁画,透露出的岁月的沧桑,以及壁画人物的线条、色彩,甚至被侵蚀的墙壁,都让人身临其境之感。刁常宇说,真正的敦煌壁画可是很脆弱的,人多呼出的二氧化碳都会加速壁画的老化,这个高仿真洞窟可以容忍更多人欣赏它,亲近它,使人们很方便地学习和研究历史文化遗产。据悉,为复制这个石窟,浙大运用数字化技术,将石窟壁画原真记录,形成资源库以及复制洞窟,不仅留存下珍贵的文物数据资料,而且还能对石窟壁画研究与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据介绍,“石窟”壁画由浙大计算机系专门研发的仪器在莫高窟拍摄下来,再通过科研团队自主开发的精确拼接系统和校色系统形成。电子图拼完成之后,被打印在一种特殊的宣纸上。同时,研究团队根据三维建模的数据和洞窟建造特点,搭建“浙大220号石窟”的建筑,最后粘上打印好的宣纸。刁常宇说,壁画文物数字化要求每英寸不少于300个像素点,像素点越多,数字化后的信息就越丰富。为保证图像不变形,他们一面24平方米的墙拍摄的照片量就达五六千张。据悉,在4年里,浙江大学联合敦煌研究院完成了对敦煌60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拍摄了50多万张照片,容量超15个TB。刁常宇称,目前团队只完成了一个复制窟,更多的壁画可以在团队研发的敦煌壁画数字资源管理系统,以及展览现场的高清虚拟巨幕中欣赏,每一张壁画由成百上千张照片组成,图片最高精度达到900亿像素,最大的一张壁画,照片文件达到了60G。“如果需要,这些洞窟都可以实现与220号石窟一样仿真重建”。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生存刁常宇说,我们希望通过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将文物更好地保护下来。如今,浙大的这一被称为“基于多图像三维重构技术”正被更多地运用于石窟的野外考古调查。须弥山石窟是浙大运用这一技术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考古项目。前不久,记者随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来到须弥山,探访数字化考古调查的工作现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50余公里处的须弥山石窟群,开凿于公元5至7世纪,前后共开凿洞窟151座,是中国最著名的石窟群之一,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过去考古人员踩着扶梯、举着皮尺,一点点测量石像数据不同,在须弥山36号石窟,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用普通的数字相机进行基础数据的信息采集。适当的布光,不断选取角度、按动快门。韩羽和同事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天,他说,这样一个石窟,通常拍摄的照片就需上千张。“这样做,不触碰文物,得到的数据却更准确,还解决了重建彩色贴图等过去靠人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数据采集完成后,分析和重建工作则交给了计算机。事实上,浙大自主研发的多图像文物三维重构技术,关键在于采用计算机技术建构出石窟的空间模型,也就是能把洞窟从实地,通过计算机技术“搬回”实验室,然后再从洞窟的空间模型,求得能够充分反映和说明洞窟形制、结构、造像布局等内容的平面图、剖视图和壁面投影图等各类正射影像图。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李志荣说,各类正射影像图不仅改善了传统考古制图工作的方式。而且,除具有精确的空间量度数据,带有的测量对象色彩、质感、残损风化情况等传统测绘难以兼顾的信息,与传统测量相比,更真实和丰富地记录了遗迹的实况。据了解,浙大须弥山数字化考古工作的目标是,用5~7年时间,以多图像三维重建技术替代传统人工洞窟测绘,同时将其作为与传统的文字、测图、照相、拓片等记录手段同等的石窟寺记录工具和手段,对须弥山石窟进行全面、科学、详尽的考古测量和记录,客观、忠实、完整地记录须弥山石窟全面遗迹信息,为学术界提供包括海量数字化信息在内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建立须弥山石窟群全息数据库。“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达到‘能根据记录恢复石窟原貌’的严苛要求。”刁常宇说,理论上,可以把洞窟的全部信息采集,在实验室重建,并用3D打印技术予以复原。“精确记录就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手扶着红砂岩的山壁,走在陡峭的、台阶已被侵蚀得不甚分明的古蹬道,李志荣脚下,是山石年复一年风化后变成的红色尘土。须弥山石窟所在是第三系砂岩,呈紫红色、橙黄色中粗沙粒状结构,主要由黏土质矿物及铁质、碳酸盐所胶结。疏松的石质、剧烈的风力和逐年增加的雨水等,让须弥山石窟遇水遇湿极易风化剥落。不仅是须弥山。李志荣说,由于受到人为、自然、病虫害等影响,一直以来,人们就尝试各种方法来延长文物的生命,但人类不可能战胜自然,是文物,终有其生命期限,终究都会凐灭、消亡。在今天、在“互联网+”环境下,数字信息获取、多元数据库的建设,以及数据永久存储、大数据价值挖掘、分析和可视化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高科技手段,为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提供了可能,也让历经千年风雨的文化遗产凭借数字技术而“青春永驻”。李志荣认为,数字化不仅彻底改变了石窟考古的工作模式,也实现了数字化技术从测量工具到石窟寺全息记录新手段的蜕变。“精确记录就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刁常宇说,利用数字化手段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通过互联网和计算机,在不远的未来,人们也许就能随时随地、身临其境地欣赏文物。据悉,利用数字化手段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涵盖了浙大考古、历史、中文、艺术、计算机、光学、自动化、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融合多学科优势解决文化考古、文物保护,成为浙大文理学科交叉的优秀案例。如今,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存与利用领域已显示出广泛应用。目前,浙大与各地文物部门携手,正在推进更多的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整理、存档,并探索文化遗产高保真资源数字出版的技术与模式。新疆博物馆、西藏阿里托林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都有浙大团队在利用这套技术,精确地记录文物的形象。去年,刁常宇团队还利用3D打印技术,把软件生成的杭州闸口白塔三维结构打印成了高精度的模型。(2015-10-23)

在大漠石窟中存在了近15个世纪的佛像,业已饱受自然力量的侵蚀。它们是否能够保持当下的姿态,继续在历史长河中前行,使将来的人类仍然能与今天的我们一样,追思先民创造的灿烂文明?浙江大学科技考古专家们的回答是:在二进制的世界中,文物可以获得永生。7月下旬,记者随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前往开凿于公元5至7世纪的须弥山石窟,探访数字化考古调查工作现场。从2012年春天开始,浙大和宁夏考古所团队就开始在这里进行田野调查。在高远的蓝天下,苍凉的群山之间,科技考古工作者用灯光、照相机和计算机软件,以及耐心与毅力,向1500年前的石锤和凿子致敬。我们祖先的每一次刻画、每一笔涂抹,都被精确地记录,以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加以保存,并能够在现实中完整地重建。文明由此绵延不绝。威尼斯网投平台 1自然侵蚀:文物难以战胜的敌人固原,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隘。从这座古城出发,驱车向西北50余公里,到达六盘山群峦起伏的余脉,须弥山就在其中。在这道山脉的东南崖壁上,自北魏开始,就有工匠不断营凿石窟佛像,至初唐不衰。前后共开凿洞窟151座,形成中国最著名的石窟群之一。霞光笼罩,云影流转,一座高达28米的唐代大佛坐像远远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走近,是依山而建的圆光寺,石窟就是它的大殿,深藏着更多雍容华美的佛与菩萨造像,它们拥有线条流畅的衣袍和端庄俊逸的姿态,仿佛一直被山中巨大的红砂岩孕育,而由巧匠一斧一凿地“接生”。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李志荣说,自己2011年第一次见到须弥山石窟群,就“被她的壮美所折服”。然而,这壮美却也无时无刻不在消逝中。手扶着红砂岩的山壁,走在陡峭的、台阶已被侵蚀得不甚分明的古蹬道上,脚下落满了山石年复一年风化后变成的红色尘土。这让人深刻地理解一个严峻的事实:须弥山一直活着,而须弥山佛像终将消失。进入圆光寺区45号窟,伸手去轻触几面石壁:凉的,能感受到这依然生机勃勃的山岩体内,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着孔道和缝隙,水气汩汩。45号窟是一座平面方形、覆斗顶、中间有中心柱的塔庙窟,保存有45尊北周时期的造像。35岁的宁夏考古所青年考古学者王宇翻看着20世纪80年代多次综合调查测绘时拍摄的照片,石像的头、冠完整,眉目发髻完存。而当他拿起手电筒看向眼前的石像,菩萨的面目已十分模糊。洞窟外,不时刮起让榆树和松树的枝梢疯狂摇摆的大风。正值夏天,降水密集,在下午的几个小时里,就间断着下了几场阵雨。这一切都使石质脆弱的红砂岩更快风化。自然在用它自己的力量抚去人类文明的刻痕。“近半个世纪来,风化的进程似乎在不断加剧。”王宇虽不能全面分析其中的原因,但他的揣测却不断得到证实。“我们每隔一周就清理一次洞窟中的尘堆及鸟类的羽毛和粪便,几乎每次都会发现从顶部和四壁新剥落的大片石块。”风雨侵蚀之于须弥山,正如游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之于莫高窟、满含烟尘的空气之于云冈。文物的生命自有其期限,人们很早就尝试各种方法来延长它。李志荣的目光落在佛像断裂的手臂和头部,以及部分坍塌的石壁上,那里还留存着明清时代的戗木。这说明当时的匠人就试图修复已经残损的石像,给他们重新接上手、头,或修整局部崩塌的壁面;而这种努力并没有战胜自然力量提出的挑战。“当代考古工作者还曾试验用化学方法来阻止石窟的风化,但实践证明,效果不佳。”李志荣说。现在,考古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精确记录就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李志荣始终记得自己的老师、我国考古学泰斗宿白先生的嘱托——记录的精确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当文物凐灭,也能根据考古记录将其原模原样地重建起来,而这份记录,应该是永远不会消亡的。数字技术:文物永生的现实选择实现考古学家梦想、使文物永存于二进制世界的关键,是计算机专家、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刁常宇领衔开发的一套计算机软件。只要有足够多的多角度拍摄的照片,计算机就能运用这一软件,提取文物的“特征点”,最终生成高保真的三维模型。这就是“基于多图像的三维重构系统”。相比过去考古人员踩着扶梯、举着皮尺,一点点测量石像数据;或者为了实行激光扫描,大费周章地搭建工作平台,多图像三维重构技术的引入彻底改变了石窟考古的工作模式。在须弥山的石窟里,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韩羽等数字化工程师是这样工作的:适当布光后,使用一台数码照相机,不断选取角度、按动快门,就完成了数据采集,分析和重建工作则交给计算机。这样做,不触碰文物,得到的数据却更准确,更解决了重建彩色贴图等过去靠人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刁常宇说,考古学家曾经尝试重建一块刻有百余字的古代石碑,如何真实地还原每一道刻痕的纹理成为难题。靠人工,一位熟练的专家尝试了近2个月,仍无法完美地实现。而采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自动化的映射定位和上色,2小时就完成了准确重建。“基于多图像的三维重构”这套算法最早由美国科学家发明,刁常宇团队将其应用于文物考古,他们从2010年即开始着手研发,前后编写的代码达数万行。得到的成果:三维模型的几何形状精度高,点间距小于0.02毫米;模型完整无死角;可以重现原有的色彩。目前,山东青州博物馆、西藏阿里托林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地,都有浙大团队在利用这套技术,精确地记录文物的形象。2014年,刁常宇团队还利用3D打印技术,把软件生成的杭州闸口白塔三维结构打印成高精度模型。只用0和1,科学家就成功复制了文物的造型、材质、花纹以及所有残破的部分,总而言之,文物的所有信息,都被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储存起来。这将在不远的未来造就这样的图景:人们通过互联网和计算机,可以随时随地、身临其境般地欣赏文物,其保真性之高,足以满足学术研究的要求。在须弥山,这一技术大显神威的同时,也遇到了新难题。于是,刁常宇从杭州连夜坐飞机到西安,又飞银川,再乘5小时的汽车至固原,赶到了考古工地。难题在于,须弥山许多石窟的佛像和四壁因为风化严重、模糊不清,可供软件提取的“特征点”很少。由于无法识别,最终形成的三维模型中出现大片空白。刁常宇沉吟:“我们应该可以通过改进软件算法,使它从一张照片上提取到更多细节。”接下来,他又要着手更新代码了。考古团队:用汗水打捞历史须弥山的某个石窟中,突然闪出了一道光;过一会儿,又是一闪。这正是考古队员在工作。踩着杂草和断枝,我们进入位置偏僻的36号窟。韩羽等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天,拍摄近千张照片。石窟里摆放着几台用来布光的灯具,还有一把梯子——韩羽有时需要让自己站得高一些以获得俯拍角度。这些工具都是考古队员们踩着蹬道搬运上来的。初见者惊艳于石窟的风华,而对韩羽来说需要克服的最大挑战反而是“枯燥”。他穿一件发白的外套,双手握着照相机,面对有上千年历史的石壁沉思。“一个壁面一般要拍摄300至400张照片。”韩羽说,“我要寻找尽可能多的角度,发现特征点。”36号窟的两座造像风化严重,几乎已分辨不清表情,许多细致的花纹和转折也已磨灭。“这就对我们的观察能力提出了要求,来发现表面细微的色彩变化和凹凸不平的地方。”韩羽说。一整天,他就在这里发现和记录这些石像,比摄影师遇上美丽的模特还要专注——这里面蕴藏着文明的光辉,和时光的秘密。为了进入位置更加险峻的石窟,王宇系上安全索,攀爬几乎垂直于地面的峭壁。李志荣想起,2012年初夏须弥山石窟考古第一期工作期间,她和王宇走遍了圆光寺周遭的群山,在乱石中翻越陡峭的山崖,在日后无人机航拍前就初步掌握了洞窟所在山峦的地形地貌。当前进行的是须弥山石窟考古第二期子孙宫区的数字化考古工作,目前田野调查已经开展了两个多月。每天早上8点,考古团队就离开须弥山附近小镇上的几间平房,出发前往考古工地,一般要到傍晚6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宁夏考古所专门派遣一位大厨到工地上为大家做饭,米、面、菜、肉俱全。考古队员们的房东是一位年过五旬的回民,李志荣喊他“高老师”。高老师的儿女外出工作,他和妻子及几个孙子留在镇上。李志荣住的是高老师儿子的婚房,宽敞,墙上还挂着结婚照,沙发上摆着布娃娃,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现在这里多出了几台来自浙大的计算机机箱,日夜不停地运转着,把图片数据转化为三维模型。刁常宇和王宇等几个专家则挤在另外两间平房里,并排密密地摆了几张床,或是干脆几个人竖着睡在一条炕上。镇上条件有限,即便在炎热的夏天,他们也没办法经常洗澡。艰辛的工作换来丰硕的成果。2014年,须弥山石窟第一期田野调查和室内整理完成,浙大和宁夏考古所团队拿出了须弥山石窟群航拍图、11个洞窟的细密三维测绘数据、数十幅高保真正射影像图,这些成果获得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文物出版社等考古界和出版界权威单位学者的肯定。李志荣说,须弥山石窟系列考古报告首卷《须弥山圆光寺》即将出版。(2015-07-31)

“哇,太棒了!层次这么丰富,细节这么清楚!”11月4日下午,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文化遗产研究院一楼的实验室里,李志荣老师跪到地上,凑在一幅“画”边仔细地看。浙大文化遗产院的科技考古团队在最近一次的考古行动中,用研究院最新的数字化技术对一处墓道的壁画进行了拍摄,这幅经数字化之后打印出来的与原作等大的“画”,逼真程度让李志荣老师很满意。“你看,墓道表面剥蚀的情况就像真的一样。”李志荣对身边的刁常宇说。李志荣和刁常宇,一个是石窟寺考古领域的专家,一个是计算机领域的行家,共事于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院成立刚满3年,科技考古的概念也还新鲜,两个团队的人却已经像老朋友一样,有了一次次默契的合作,形成了人文理工一体化“抱团出击”的研究团队,在考古界迅速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他:把文物变成0和1刁常宇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浙大读的计算机专业。大四那年的毕业设计,鲁东明教授给他一个题目,“敦煌壁画色彩的虚拟复原”———拍一张壁画的照片,让计算机自动地把颜色修复出鲜艳的颜色。实验室里,师哥师姐带着“敦煌虚拟石窟漫游”项目去德国汉诺威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参展,大获好评。刁常宇就是在那时和“敦煌”结缘的。“一开始也没那么喜欢,去过几次敦煌,石窟里黑乎乎的,没有光,看不清楚,也没有觉得那么美”。突然有一次,刁常宇在敦煌的石窟看到一个菩萨的像,穿越时空的美猛然之间拨动了这个工科男的心弦。那以后,刁常宇的研究一直朝着文物“三维”的方向走,研究如何对文物进行三维展示、三维信息获取。随着研究团队的壮大,他的领域也从虚拟现实方向,逐渐浓缩到高保真数字建模。“现在的研究目标,是要把文物或者遗址的信息原汁原味地存到计算机里。”刁老师说,文物的本体无法永存,如果能变成一个信号,存在计算机里,就可以永存。“我的研究就是把文物变成计算机里的0和1。”刁常宇说,这和国家近年来提倡的数字化保护,是吻合的。“人类去追寻古老的东西,可以看到人类的漫长历史和人类存在的价值。而高科技的东西应该试图去帮助解答这些问题。”刁常宇说,过了30岁,他越来越感到这种“跨界”是值得作为一生事业的“很不错的事”。十几年来,除了要在实验室捣鼓设备和数据,在一年中气候最宜人的季节,刁常宇是在考古现场。他认识了一大批考古文博界的伙伴。“从前,我们总是站在技术的角度,向人文研究专家推送新方法,说服他们去用。最近几年,我们转变了工作方式,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把技术变成文科的研究者称手的工具。”刁常宇说。2011年的春天,文化遗产研究院来了一位古建筑和石窟寺考古领域的专家,刁常宇发现,这位专家对数字化技术兴趣很浓,在同事中间,他终于有了一位跨界“知音”。她:做基础而繁杂的考古报告李志荣老师是北方人,是石窟寺考古界泰斗级人物宿白先生的弟子,2004年从北大文博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北大工作。2011年,为了结束与丈夫两地分居的局面,她向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递交了应聘书。“我的老师是做石窟寺考古的,他一辈子最操心的就是考古报告,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些内容,我想在这里看看有没有续成他心愿的可能。”“考古的职责,就是要全面、客观地记录。测量尺寸,文字的观察和记录,摄影记录,历史遗迹、题记,这些很难,耗时很长,又未必能达到好的效果,这是考古界的瓶颈之一,没有更好的方法,是关键的问题。石窟寺遗迹是中国所有地面遗存最复杂的类型,它是建筑工程,同时又是佛教遗迹,有的石窟寺门口有大量的寺院。”目前,全国有100多处石窟寺,只有三处石窟寺出过考古报告。已出版的报告与理想效果也存在一定差距。2011年9月17日,这个日子一直清晰地印在李志荣的脑海里,那天,她和刁常宇老师团队的几位年轻人长途出差。一路上,她不停地问,数字化的新技术到底能做什么?“我有我的要求,不知道能用到什么程度。”他们去的是宁夏的须弥山石窟,一到现场,考古的和数字化的两拨人马一起试做了一个洞窟。“短短四天,我就基本了解了他们的技术,心里有了底。”李志荣说,之后,开始了不同领域的磨合,“工作团队很厉害,能马上理解我对技术的要求。”她发现,工作到半程的时候,“学计算机的人已经会观察遗迹了。这是考古专业的一个活,这样工作目标性就更强了,和工作对象会有很好的沟通。”2012年3月,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向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建议,把“中国石窟寺考古中的3D数字技术”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对于基础而繁杂的考古报告来说,3D数字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李志荣说,他们对全国的石窟寺的调研发现,所有的石窟单位都在用数字化进行考古,但是用的方法都是简单的委托工程。“发生委托关系的时候,石窟寺单位不了解新技术,新技术的单位也不了解石窟寺要什么。两张皮的情况下,昂贵的新技术浪费了,也无法满足考古学者的需求。”2012年1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开始招标,李志荣和刁常宇共同参与的“中国石窟寺考古中3D数字技术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项目参加申报答辩,时间刚过半,专家就毫无疑义地宣布课题申报成功。“他们给我们特别繁难的工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合作的‘接口’。”李志荣说。他们:人文理工一体化“抱团”考古目前,当一项考古任务出现的时候,刁常宇和李志荣两支完全不同学科背景的团队已经形成了一体化的标准化工作流程,“有迅速、标准化的解决方案”。“抱团出击”的方式,在考古界形成了一支特色鲜明的研究力量。刁常宇老师内心很佩服李志荣老师的耐力与才气。“她一般在考古现场工作三个月,要形成10到20万字的考古测量记录。”让他高兴的是,他可以在最繁重的工作中帮上忙。团队“沿用”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微软研究院的针对网络上大量图片进行简单的计算的一个成果,把它进行了改进后用到了考古领域。此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其色彩还原度常常失真,不能满足考古人员的需要。这项新技术不但易用,而且成本低,速度快。在成都的一个数字化项目,他们需要对47尊彩塑和20幅壁画进行数字化,其中的5尊彩塑交由另一个团队采用激光三维扫描的方法进行数字化,经过1个月的现场工作和1个月的室内处理后,大家同时完成了“任务”。刁常宇说,团队的“3D数字化模型”技术最大的一个贡献,是大大方便了考古报告中要绘制的线图。用差分式的GPS系统,记录石窟寺在地球上的位置,再用全站仪布一个测控网,每次的三维扫描数据放到统一的坐标系就可以知道石窟中每一块壁画在地球上的绝对坐标,“有了准确的形状数据,需要朝哪个方向投影,做某个角度的剖面,都是容易实现的。”刁常宇说,有了这一技术,考古专家就不用测那么多点,直接把从3D模型投影生成的图像作为底图,加工成线图,这样线图就更快更准,对于画图人员的要求大大降低。这对于考古报告来说,是一项变革,“从前,线图试图去表达石窟的空间结构。现在,空间结构由三维模型来进行完美呈现,而考古学家认为需要通过线图来表达的关键信息也得到了满足。”“文科和理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我们的合作能进行到现在,是因为目标是一致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完美记录古迹。在不同的领域合作,前提是各自必须是专业的,拿出专业和人家合作,同时要极好的沟通力和理解力。任何技术,只有在充分理解考古要求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李志荣说,“在科技考古领域,我们浙江大学是新成员,新方法也会遇到很多挑战,但考古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关注我们的工作。”(周 炜)

终将消逝的千年石窟

  二进制世界里,遇见永生

  到了威尼斯网投平台,!伴随着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曹锦炎的一声轻唤,在浙大考古艺术博物馆,展现在记者眼前的竟然是一座宁夏须弥山石窟。技艺精湛,令现代人也望尘莫及。

  北魏时期开凿的宁夏须弥山石窟,怎么会飞越千里,来到西子湖畔?

  石窟老化无法阻止

  自北魏时期开始陆续营凿,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城市固原城西北约55公里的须弥山东南崖壁上,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石窟群之一,现存石窟150多座。

  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李志荣说,2011年第一次见到须弥山石窟群时,被其壮美所折服。

  然而,这壮美却无时无刻不在消逝的过程中。

  石窟所在的须弥山南坡为第三系砂岩,呈紫红色、橙黄色中粗沙粒状结构,主要由黏土质矿物及铁质、碳酸盐所胶结。疏松的石质、剧烈的风力和逐年增加的雨水等,令须弥山石窟遇水遇湿极易风化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