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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会有这么大角度且全面地从每一个地理区域角度来解析历史,民间讲学的活动在宋代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点击: 76 次  来源:http://www.dfmgrp.com 时间:2019-12-17

原标题:【地缘研究】施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与边疆

2018.01.13:第一章-地理与历史(P5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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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宋代,人们的反应经常是“积贫积弱”。“积弱”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大宋始终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这构成了大宋的一块心病,为了这块土地,与大辽进行的几次战争都失败了;其他方向的对外扩张也始终不成,乃至最终因为北方无险可守而亡国。

作者系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第一章主要是从中原、草原、过渡地带(边疆地区)、西域、雪域、西南、海洋等七个地理区域的角度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发展,读下来真是大开眼界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太容易受困于中原地区的历史文明发展,很少会有这么大角度且全面地从每一个地理区域角度来解析历史,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观点。

第一章 地理与历史

中国并不等同于中原,放在世界地理环境中来看,中国是东亚大陆体系中的轴心文明。而“中原”,是一个不断变动迁移的地理区域,帝国内部,只有在中原地区,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才是重合的。

地理孕育了多元体系,却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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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个“积弱”似乎还说得过去的话,“积贫”则全非如此。不仅不贫,大宋在经济、文化、技术等各领域几乎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巅峰。陈寅恪先生曾赞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大宋确实配得上这种赞誉。

关键词:超大规模性;草原;中原;边疆;豪族社会;平民社会

做了较为详细的笔记摘抄,其中还有一些不可置信的疑问,留着后面有针对性阅读某个时代的历史时再来逐一验证:)

1. 汉族是个民族吗?

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以农耕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对于农耕地约束,使得人们在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就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而一旦游牧化之后,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也就是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

很多民族都是混合而成,人类的活动范围更大,不会像动物那样血统相对稳定。

在新疆喀纳斯地区,有个民族叫做图瓦族,除了少部分居住在中国,还散落分布在俄罗斯和蒙古境内。现代图瓦人是蒙古人、萨摩耶德人、以及愒人的后裔。定义一个名族,以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或许远比追究血统来的有意义。

每个民族希望保留自己的特殊性,又同时希望不被另眼相看,如果索性放开一点,身份上就应该取消民族这个选项,或者干脆,大家自愿选填。

身份证是个过时的东西,至少身份证上的信息,早已不能代表“我们是谁”。

大宋废除了唐代的坊制,市场自由度大为提高,民间贸易高度发达;宋代是古代中国唯一不长期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也不以经商为耻;帝国还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工商业税收和关税收入成为政府财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岛环中国海庞大的货币共同体,这在古代王朝中是独一份。宋代发达的经济催生了繁荣的第三产业,社会中工匠甚多,并逐渐形成了工匠行会制度,这意味着民间社会自生秩序的深度发展。

内容提要


2. 地理决定了帝国的大小?

欧洲之所以在罗马时代之后形成列国割据状态并维续至现代,就在于欧洲的地理破碎性,使得拥有一统意图的潜在霸主调集全欧资源的成本非常之高,难以对区域反抗者形成压倒性优势,最终无法建立大一统。而在远东的中原地区,其帝国早早地便走上了集权秩序时代。中原的地理因素是这两种区别的根本原因。

古代战争无法超越地理限制的,全年全天候作战,也直到2战时期才有了可能。即便如此,由于恶劣天气、战线过长、补给跟不上等原因,德军还是止步于斯大林格勒。

一个地理不过关的统帅,在古代战场上势必要吃亏。比如抗击匈奴几次迷路的李广将军对比长胜将军霍去病,这两人的差异,可能就是在地理上。二战时期盟军的长胜将军巴顿据说就是行走的人肉GPS导航。

战争考验的不是运气,从来都是调集资源的能力。只有能够克服地理条件限制,调动更广大的资源,拥有通晓地理的将帅,才有可能刷新版图,建立超大帝国。

文化层面,宋代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儒家复兴,影响力向下贯穿至今。民间讲学的活动在宋代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伴随着的是乡约的发展,讲求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乡村带来基于宗族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自觉意识,成为后世乡村自治的基本规范,与书院所传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德理想相表里。宋词的发展达到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高峰;各种勾栏、瓦子的兴盛意味着发达的民间消费,消费型社会反过来使得文学、绘画、书法等等一系列艺术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基础,所以宋代诞生了一系列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

中国是东亚轴心文明的载体,具有超大规模性。历史上形成中国这种庞大的大一统国家,原因在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产生的农耕与游牧的对峙,两者的平衡是外部均衡,而中华帝国内部多元亚区域的整合是内部均衡,由于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不一样,整个东亚体系会向内部均衡方向演化,产生并维持了超大规模性的中国。其间中原与边疆互为条件,互构历史。从周秦至汉唐,中原对互市的控制促使游牧帝国的产生,而游牧帝国的军事压力又会导致中原豪族的兴起、政治秩序的衰败。唐朝的建立是依靠边疆的力量,重整中国秩序,而安史之乱终结汉以来的世族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走向古代平民社会,从而走上了不可逆的大一统路径。元、明、清都是草原提供安全秩序和中原提供财政秩序的二元帝国。西方近代秩序的到来打破了二元帝国的内在均衡,导致中原秩序取代帝国秩序,边疆的意义开始出现深刻变化,并作为一个问题浮现出来。

第一章:地理与历史

  • 以长城为南北分界:1)中原帝国 Vs. 游牧帝国,如:汉—匈奴,唐—突厥,宋—辽等;2)互构--多元帝国,如:元、清等;
  • 以嘉峪关以及湟水谷地为东西分界,
  • 以浙闽丘陵、两广丘陵为海陆分界。

1、中原

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以知 “礼” 自居,对 “礼” 的遵从与否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基本标准,儒学是对 “礼” 的系统化表达,且是中华帝国诸朝代的基本正当性的来源。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时,儒家伦理的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

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说就是以农耕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400毫米等降水量对农耕的约束,使得人们在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就必须游牧化。

国人(君子)Vs. 野人(小人):

  • 儒家尊奉的礼仪秩序,最初一种自生秩序,源于传统,贵族制为载体。在周代,这些贵族源自武王与周公对于同姓与近臣的分封。
  • 诸侯带领本族人到封地武装殖民建城而居,称为:国人(君子);
  • 被征服者则居于城外,称为:野人(小人)。
  • 该种秩序下,只有贵族君子可以参加战争,战争的礼仪性质往往大于实用性质。(宋襄公,差不多是这种意义上贵族的绝唱)

2、草原

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只能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可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但规模上限约 150 人,超过则要依靠规则来治理,要么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 “150人定律”,或 “邓巴数字” )【之前看得《人类简史》这本书也提到这个 150 人规律】

  • 秦统一天下前,并无太强悍的草原民族,历史中的记述多为被中原诸侯国利用来对抗其他中原力量,比如:周幽王 “烽火戏诸侯”,犬戎便是申侯的利用对象;
  • 秦统一之后,蒙恬 “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匈奴也并不强悍;
  • 直到西汉帝国,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why?原因如下:)

草原游牧帝国的出现,除了必要的技术条件(马具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原统一成了庞大的农耕帝国。(why?原因如下:)

草原获取资源的两种方式:战争与贸易。

  • 没统一前,中原的诸侯国会竞相与草原部落进行贸易,获取战争物品马匹,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得草原与中原的贸易条件达到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 ==》此时,草原通过贸易获取资源的成本比较低;
  • 中原统一后,中原帝国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甚至规定一个远偏离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贸易条件。==》此时,通过战争获取必需品会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草原的小部落就必须联合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

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人口远少于中原帝国,但战斗力却很强,因为:

  1. 草原军队的机动性,
  2. 草原上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完全合一的,其战斗效率高;
    因此,对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而中原帝国则是净消耗。

草原帝国,严格来讲是部落联名,大可汗不掌握基于赋税的中央财政,但是掌握对战利品的分配权,以此形成一种衍生性的中央财政。各部落的小可汗自治。

继承逻辑
草原上:兄终弟及(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才能维系部落联盟的统一;但是当立国可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部去世后,该由谁的子辈来继承是个问题。==》草原帝国周期性继承危机,如古语云 “胡虏无百年之运”)
中原帝国:父终子及(君主象征正当性的作用,在这里君主的能力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

汉、唐对于匈奴和突厥的客服,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征服的,而是终于等到后者出现继承危机以致发生内部分裂,趁机分化、利用而实现的。【really? 下回读汉唐历史时注意参照一下是否如此】

草原上的游牧者对借其与长生天沟通的萨满教有较高的依赖,亦即通过一种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要素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baidu: 卡里斯玛(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

3、过渡地带

草原到中原的过度地带,就是长城沿线,又称为 “边疆地区”。

巴菲尔德注意到,纯粹的草原帝国如匈奴、突厥、回鹘等,并无意愿统治中原,常是劫掠一番后回草原休养生息,后再来劫掠一番,为 “外部边疆战略” 的一种 “榨取-保护” 关系。如,回鹘帝国对大唐帝国的反复榨取与保护关系【really?】

草原帝国在遭遇周期性的阶梯危机后,分裂出来的一支会发展 “内部边疆战略”,即与中原帝国解梦,对抗另一支草原力量。如,南匈奴借汉朝的支持与北匈奴对抗。

历史上,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二元帝国,其担纲者都来自这一过渡地带,尤其是来自东北地区。

  • 纯粹的草原统治者,美德在于草原英雄式的酣畅淋漓,无法理解儒家的伦理世界和治理逻辑,更乐于选择不劳神的 “外部边疆战略”;
  • 纯粹的中原统治者,皇帝的美德在于 “垂拱而治” “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轻扰” 的自我节制,唯有此官僚体系才能不受干扰地依循常例自动运转;

因此,二元帝国中,统治者同时兼有两个身份:

  • 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主导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草原之雄)
  • 皇帝的身份,以官僚帝国方式统治中原地区,主导整个帝国的财政秩序(中原之富)
  • 如,拓跋鲜卑的北魏王朝,辽代的南北两院分治汉人和契丹人,清代;

4、西域

威尼斯网投平台 ,从纯粹的地理角度来说,西域是大中亚的一个部分。

中亚的地理破碎性导致:

  • 中亚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孕育地
  • 就定居地区而言,无力保护自己,需要外部力量的进入,已在当地形成秩序。

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天然地适合于贸易对自由秩序的要求,可以说,“自由通道” 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其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

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商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

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

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构成了轴心文明的诺亚方舟。

5、雪域

雪域高原,号称地球的 “第三极”。

从大区块上,亚区域分为:

  • 安多地区:今天的青海大部、甘南地区和四川西北,是高原上最重要的游牧区域,茶马贸易中的 “马” 主要来自此地;还提供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通道,即青海道;
  • 康巴地区:今天的西藏东部、青海西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等;
  • 卫藏地区:对历史上的 “卫” 和 “藏” 及阿里地区的合称;
    • 卫:藏语表示 “中心”,指西藏的中心区域,后又称为前藏,以拉萨和山南地区为中心
    • 藏:后藏地区,以日喀则为中心

吐蕃,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开始从印度引入文字,与大唐的文成公主和亲引入佛教,通过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引入印度佛教。

佛教是一种普世性宗教,更适合一个统一王朝的精神需求。

吐蕃的崛起依赖于各种历史机缘的耦合,无法复制,在它于 842 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崩溃之后,雪域高原无法内生地回复普遍性的政治秩序,而只能形成一系列很小的区域性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秩序时的关键要素,不是像中原一样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这种比拼要以资源丰富为前提;而是要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成本更低,这是高原资源稀缺状态所带来的一个根本约束。

在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中,最低成本的组织模式就是以宗教为核心形成的。雪域高原因此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成了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唯一的地方。

高原-草原的联系从元到清经历了复杂历程:

  • 雪域获得了超越于彼此竞争的诸教派之上的普遍秩序,这是帝国对于雪域的政治秩序输出;
  • 雪域因其宗教性,而实现了对于帝国的精神秩序输出。元明清三代,皆有以藏传佛教的宗教力量进行自我政治整合的作法。

6、西南

通常所说的西南地区,即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部分四川地区。

西南地区的居民来自:1)长期居住当地的土著;2)在中原帝国的扩张压力下逃入深山的人群 ==》斯科特所称的 “逃避的社会结构”

西南地区在历史上持续的自治倾向,如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后来的吴三桂等,大西南地区核心的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7、海洋

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将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从浙江东南部开始,一直到两广地区,切割成一连串面积很小又彼此分隔的小平原。

黑格尔曾如此对比海洋与陆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

自我组织并不代表无秩序,只是不依赖外部强加的秩序。自生秩序常会依托既有的组织资源,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而言,这种组织资源来源于宗族秩序。

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过程中,两广、福建一代的人逐渐建立起一个覆盖整个南洋的社会空间。

  • 南洋是个社会概念,其特征是通过海洋实现的社会网络构建;
  • 帝国是个政治概念,其特征是军事与政治征服即秩序正统性的担当。

多元一体:指的是 “一体” 的政治性统一,“多元” 的社会性差异;“多元” 并不能否定 “一体” 的政治逻辑,“一体” 也不应无视 “多元” 的社会逻辑。

宗族结构一方面带来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一方面压制了华人的政治意识。

进入20世纪以前,南洋最重要的几个华人方言群体:闽南方言群体、潮汕方言群体、客家方言群体、珠三角的广东方言群体。

会党组织的凝聚力:1)拟宗族共同体的认同;2)侨居地对于本乡神灵的共同祭祀。

所谓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在中国人作为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在作为桐乡的意义上,相当抱团。

兰芳共和国:客家人在南洋多以经营采矿业为主,建立起类似东印度公司的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其领袖人物罗芳伯于 1777 年将一 “公司” 改建,在婆罗洲成立了著名的 “兰芳共和国”,一直存续到 1886 年。【高晓松的晓说里有一期有提到】

总结:

中国的草原-中原-海洋三种生态-地理-经济环境的历史互动中,

  • 在古代:
    • 草原-中原关系:秩序的生成线,
    • 海洋地区:则是陆地的附属物,是逃避中原帝国统治者的去向,
    • 中原-海洋关系:构成秩序的传播线;
  • 近代:
    • 海洋-中原关系:变成秩序的生成线,
    • 海洋:成为一个最具能动性的力量,中原必须适应海洋上到来的变化,
    • 中原-草原关系:则构成了秩序的传播线。

3. 大一统的帝国容易培养蛀虫?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起运转,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它也是帝国的工具。但毕竟官僚体系由具体的人来运作,人皆有自利的欲望,官僚们的自利便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公共性。

通常认为,腐朽的官僚体系,是当权者的不察与不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帝国的管理需要一套官僚体系来保障运转,而因为地缘特性,势必会导致不察与不治。

无论这套官僚体系设计得多么完美,都无法克服人性的自利。实际上,也只有大一统的帝国可以培养出超级多的蛀虫,甚至一些富可敌国的超级蛀虫。

譬如乾隆与和珅,乾隆作为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皇帝(个人观点),恐怕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总是要有蛀虫的,不如养一只可爱的,能够控制的住的吧。

技术层面,宋代的航海、造船、医药、工程、农艺等等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发明当中有三个是在宋朝才出现或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沈括的《梦溪笔谈》当中关于技术的一系列叙述,不过是当时技术发展高度活跃的一个反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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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草原帝国是黑帮文化?

草原帝国严格说来是一个部落联盟。由于税收成本的原因,联盟的大可汗仍然不掌握基于赋税的中央财政;但是他可以掌握从中原抢来的战利品的分配权,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一种衍生性的中央财政……草原雄主必须具有大英雄的特征,否则无法服众。于是,可汗们既需要能征善战,也需要具备卡里斯玛属性,受命于长生天,这才完整符合大英雄的要求。

草原帝国奉行的俨然是黑帮文化,看来上层建筑确实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生在草原,如同生在贫民区,并没有太多出路选择,本质上都遵从传统的自生秩序而非集权秩序,集权秩序如果不够有效,凡失灵的地区,就会滋生出自生秩序。即便是当代,那些比较乱的地方,通常是集权秩序失灵的地区,往往就会有黑社会出现。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有为了写论文混进毒品黑帮做研究的,描述的黑金帝国和草原帝国十分相似。贩毒是个网络系统,类似草原的部落,每个区块都有位老大,相当于草原帝国当中的小可汗,他们向大毒贩(大可汗)上缴部分贩毒所得,大毒贩无法通过毒品定价收取赋税的方式掌握所有毒资,但是拥有区块划分和供货分配权,以此来控制手下。

看过港片的人应该也有共识,一个黑帮老大的基本素养和可汗也是一样的,黑帮老大们既需要能征善战,也需要具备卡里斯玛属性,尊敬关公,这才完整符合黑帮大佬的要求。

大宋能够如此之富裕而又进步、开放,前提当然是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的自由度,换言之,朝廷对社会的压制力是很小的,这样民间的创造力才能充分释放出来;但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宋朝廷对于社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于是,一个吊诡的历史逻辑就浮现出来了,经常被视作是大宋“积弱”之象征的无法收复的幽云十六州,实际上正是大宋赖以获得自由雍容的政治—社会状态的前提;让宋朝人如鲠在喉的这片北境土地,实际上却是大宋之所以成其为大宋的生命线。

一、超大规模性与多元大一统

5. 佛教和大唐?

两种新的要素与中原原有的各种要素相融合,才能够催生出新的秩序建构,在这个过程当中,东亚大陆的体系演化也达到新的高度。比如,五胡乱华以及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激情摧垮了已衰朽不堪的中原文明,来自西域的佛教等则帮助北魏统治者找到了一种超越于草原-汉地之上的新精神要素。这些新要素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才催生了灿烂的大唐帝国,东亚大陆上的人民也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加普遍的自由。

人就是经验主义的动物,充满着反复,在历经战乱之苦,民众的内心呼唤的是和平与宽松。于是,上下齐心,迎来了,众望所归的唐朝。

五胡乱华以及北朝时期,并不只有佛教一种精神食粮在流行,最终和平与宽松的佛教,成功占据统治者的心灵。战乱时期的生死无常,谁都逃不过,统治阶级比普通民众面临的危险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唐朝,一切已经成熟,听到唐僧要去国外留学,连皇帝哥哥都被惊动了,嚷着要送他出城。

而唐朝的服装和精神融入了多少佛教的元素?认真考证,估计也是写得出一本书来的。我没有考证过,拍脑袋地感觉,博物馆里唐代的艺术品,连人看着都和佛教的审美颇为相近。

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展开来看看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了。这背后有着通常的中原视角史观中被屏蔽掉的很重要的东西,也是我们理解宋辽关系的关键。

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地区与其他文明区域的交往规模很小,是一个相对孤立发展的体系。之所以称其为一个体系,在于今天中国所覆盖的疆域,是由包括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在内的多重亚区域构成的。这些亚区域基于地理—气候—生态差异而形成,每个亚区域都面临着特殊的约束条件,从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会形成大不一样的秩序逻辑。

6. 统治一个地区需要兼具能力与兴趣?

存粹的草原统治者,其美德在于草原英雄式的酣畅淋漓,无法理解儒家的伦理世界和治理逻辑,无法容忍中原帝国官僚体系对于皇帝个人意志的约束,所以并没有能力直接统治中原,很可能他对此也没有多大兴趣,而更乐于选择不劳神的“外部边疆战略”。而存粹的中原统治者,皇帝的美德在于“垂拱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轻扰”的自我节制,唯有如此官僚体系才能不受干扰地依循常例自动运转,所以中原统治者也不可能具备统治草原的能力与兴趣。

步步惊心电视剧里的康熙爱围猎,估计是真的了。一方面,围猎是兴趣,骑马喝酒,跳舞唱歌,回到了金人原本的草原部落生活形态。另外一方面,围猎也是能力,通过围猎,用部落的方式和语言,加强与蒙古部族的沟通。

估计越往后面的清朝皇帝,这种优势逐渐丧失了。从小在宫闱中长大,学会了“垂拱而治”,怪不得后期特别流行垂帘听政,女人适应地比男人更快些。草原的清风,无法长久地树新风,很快就回到了官僚体系的老模式里,和汉族的皇帝比,满族的皇帝只是姓氏略长一点而已。

仔细看一下中国历史的话,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从来没有过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或说汉人王朝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汉人王朝只能统治长城以南。这是个需要获得解释的历史事实。

这些亚区域的秩序逻辑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不断互构,互为条件,互为解释,互为意义背景。这种互构性达到了如此一种深度,以至于脱离开其中一方,完全无法解释其他方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因此就是这些多元亚区域持续地共生、互构的体系史。(相关的多元互构逻辑,参见施展:《枢纽:3000 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7. 人口激增来自于和平红利?

对于中原农耕地区来说,普遍帝国的的建立,使其获得和平红利。在中原-草原南北对峙的时代,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北方的军队要靠从中原抢夺的战利品来维系统一性,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这是康熙可以“用不加赋”的基础所在。税赋压力的减轻使得底层百姓有能力生养众多。

和平的环境,客观来说会导致人口增加,不打仗,死亡率就降低了,人口自然增长。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会使得财富增加,这是我不曾想过的,因为多生的人口,需要消耗更多的口粮。在生产力一定的情况下,人均财富不会发生增长。这里税赋的确是一个没有考虑到的变量,长城内外只需养要一支军队了。

放到现在来说,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经济衰退期,都是生育率下降的时期。当代社会的税赋压力不是最主要的经济负担,毕竟不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最主要的经济负担变成生活资料,也就是就业和物价成为主要压力,继而成为所有政府普遍关心的两个指数。

由此需要向前再追问一句,历史上人们是如何定义汉人的?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对汉人的定义并不是基于血统,因为从血统上根本说不清楚,历次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中原人都或多或少会有北族的混血,更何况楚、越等在西周的时候还被视作蛮夷的人,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就被视作汉人的一部分,血统上更是无法追溯。所以,所谓的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儒家文化。

要理解中国历史,有两个要素是我们必须纳入考量的前提。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个要素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中国历史的主要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主要切入点,都在对这两个要素的把握里面。

8. 中亚是个自由之地?

美国学者斯塔尔评论道:“在数世纪的文化繁荣中,中亚是世界的知识中心。……在约公元1000年的前后四五个世纪中,是中亚这个地区触动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中心,走上前台。”虑及于此,可以说,中亚正是以其无,成其有。中亚虽然不产生轴心文明,但它构成了轴心文明的诺亚方舟,轴心文明的力量在这里真正地获得释放与壮大,并在轴心文明的母邦因帝国的衰朽而言语颓靡之际,反哺其母邦,为人类的文明重新带来活力。

轴心文明战事多,大家都往哪里逃呢?中亚啊,山高水长,人易躲。谁能说,美国不是这样的一个诺亚方舟呢,虽然在历史长河中,美国的历史不长,但是以其无,成其有,恰好赶上了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好时期,吸收了各轴心文明的成果和人才。

中亚是个很神奇的地方,绿洲是陆地海洋中散落的岛屿。资源和人口的分散,不要说撑起一个帝国,甚至连个大城市都很难支撑。劣势转化为优势,没有集权统治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贸易活动一直很活跃,位于印度和中国两个轴心文明中间,成为了文化保存和发展的缓冲地带。

文化只有转化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日常伦理实践时,我们才会称这个社会为某文化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时,其所依凭的载体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有重大区别。对于一神教来说,其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耶稣基督的信徒或者安拉的信徒,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按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即便是被孤身扔在孤岛上或沙漠里的人,也不会因此就无法按照其信仰的要求来生活,他甚至必须加倍虔诚,才能鼓起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否则就精神崩溃了。但是儒教要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的话,其载体是一种表达着特定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都无法脱离开一种人际关系结构而展开。这种人际关系结构还要求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在物理意义上比较稳定,倘若彼此经常不知对方所在,则其伦理也无从展开,这就要求人们过定居生活。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须要农耕,此时一个硬性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浮现出来了,即只有年降水量不少于四百毫米,才有可能依靠农耕来生活。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这个时候出现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激发,并且在后续的年代中吸纳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但其内核中一些原生性的东西,作为基本识别要素,始终存在。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

9. 教权是更低成本的组织模式?

在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中,最低成本的组织模式就是以宗教为核心形成的。各个小共同体的首领同时具有宗教身份,甚至以宗教身份为其首要身份,便可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秩序。雪域高原因此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它成了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唯一的地方。另一个与此有相似性的地方是中世纪的西欧,世俗秩序崩溃,教权作为更低成本的组织模式,遂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形成庞大的教会。

有幸曾经去到过阿里地区,那里仍然保留着苯教的佛塔和寺庙。突然消失在历史上的古格王朝,依然在余晖下俯瞰着象泉河。古格王朝的灭亡一个说法是因为宗教冲突,王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而贵族信仰苯教,最终引发了内乱。

精神需求不愧是人类仅次于生存的需求,从地理的角度来说,西藏很封闭,那里的人们,却十分渴求并拥抱四面八方传来的精神文化,从贵族到平民,均愿意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

但凡去过西藏的人,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看着高原,就会觉得寺庙矗立在那里,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情。再从地理的角度来说,生存环境恶劣,人们或许亟需一种信仰,来解答种种问题。

教会是更低成本的组织模式而得以发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说,政治生活其实也是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么。也就是说,不生活在集权秩序下,我们就会奔着自生秩序去;如果宗族伦理发展不起来,我们就奔着教会去了。

四百毫米等降雨线,其地理分布大致就是长城。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而一旦游牧化之后,就意味着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必须得放弃掉,也就是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从文化上来看,这就不是汉人了。这是为什么纯正的中原王朝的统治从来没有稳定可持续地越过长城的原因。它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游牧者,但要说统治漠北,则必须驻军;而所驻之军的后勤补给,无法从中原持续获得,只能就地取材,也就是只能游牧获得,但一旦游牧起来,也就不再是汉人军队了。所以即便中原王朝强大时能够扫荡漠北,但事毕仍必须撤军南返,于是只不过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扫清崛起的障碍而已。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对比东西方文明,更容易看清楚。

10. 东南亚华人为何不追求政治权利?

在早期西方殖民者来到南洋之后,很快发现,他们在各种经济活动当中,诸如与中国的贸易,从当地征收赋税,以及为殖民城市提供服务等等方面,不得不依赖华人。华人在家乡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政治权利,所以在南洋也本能地愿意接受土著王公或者殖民者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以为后者服务的方式,获得控制经济领域的机会。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南洋华人政治意识的欠缺,并不仅仅是本乡长期欠缺政治权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强大的宗族结构的双刃剑效应所致。宗族结构一方面带来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一方面压制了华人的政治意识。

印尼的反华事件略有耳闻,在去马来西亚旅游的期间,也有一些直接的体验。在东南亚地区,往往华人掌握着经济命脉,却不热衷于政治(新加坡除外),长期来看,这造成了华人命运在这一地区的动荡。

马来西亚的大部分政府人员,来自于马来人,后来移民到马拉西亚的印度人近期也十分热衷于参选和争取政治地位。为什么早早立足,具有经济优势的华人,却始终没有参政议政。作者将问题指向了身份认同和宗族结构。

在厦门鼓浪屿旅游时,很感叹岛上鳞次栉比的华商别墅。东南亚对于东南沿海的中国人来说,始终是客乡,在那里累积的财富,最终要带回家乡,光耀门楣。

身在客乡,宗族结构形成的个体保护,使得华人能够快速立足,同时也被紧紧捆绑住。既然没有从政治上诉求保护利益的需求,也就建立不起来对个人法权的意识,整个群体丧失了追求政治地位的动力。

因此,长城南北两边的统治逻辑、治理逻辑、财政结构、军事结构在古代全都是不一样的。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治理的;君主在这里主要起到的是象征正当性的作用,他不能无视官僚体系的常例化规则而肆行己意,相反应当“垂拱而治”,倘若君主总是绕过官僚体系行事,则后者将无所措手足,帝国的治理一定会出现问题。君主的能力在这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主继承的稳定性,以便确保帝国正当秩序的稳定性,这就是中原的君主继承原则会落实在嫡长子继承制上的原因。王国维曾说:“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嫡长子”是天然的、无法引起任何争议的身份。

与中国的中原地区相比,欧洲的地理非常破碎,人口也稀疏得多,这意味着,收税的成本很高,统治的成本也很高。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有好多人都尝试过要一统欧洲,诸如查理曼大帝、拿破仑,都曾经短暂地统一了欧洲。但是他们对欧洲的统一没法持久下去,即便能够短暂地做到,很快又会瓦解了。因为无论哪一个政权想要一统欧洲,都很难低成本地获得足够规模的财政资源,从而对那些反抗的区域性政权获得压倒性优势。所以欧洲的大一统在瓦解之后就没有再恢复过。

11. 一神教与儒学的政治疆界?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时,儒家伦理的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孤身一人是无法实践的,儒家更无法想象一种荒岛上的鲁宾孙一样的精神世界。……就文化的扩展而言,在儒家视野中不存在一神教那种“善的亏缺”的虚无之地,存在的是由内及外尊卑有序的普遍伦理世界,帝国更重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传播上来说,一神教具有跨越血缘、超越地理限制的优势。无论生长生活在哪里,只要信仰同一个神,就有了共同意识和某准行为准则。

儒学,对于文化同宗同源的要求更高,地域跨度大、文化差异就大,不处在文化和帝国辐射区的人很难理解和接受这一复杂而缺少约束力的体系。

儒学的特点,决定了儒学传播具有地域限制。而基于这一限制,帝国人民的普遍意识里,便不具有主动传播和扩张性的需求。


结语:历史是动态发展的,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只有流动的,才是鲜活的。

帝国的官僚体系之运转,依靠庞大的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依靠税收。这里就又浮现出一个前提,即税收的成本不能大于税收的收益。这还是只有在定居地区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则完全做不到,因为游牧者居无定所,税收的成本必定会大于收益。于是,草原上无法建立起类似中原的中央财政,从而就养不起官僚体系,这就进一步意味着草原上的统治规模不会很大,因为其只能通过熟人关系来完成治理。此时邓巴数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会起作用,一旦统治规模超过了一百五十人(概数)之后,熟人关系已经无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须按照规则来统治了。但按照规则统治就必须通过官僚来执行,可是草原上又养活不起官僚。所以一个部落一旦超过一百五十人之后,它就只能分裂为几个小部落各自游牧。

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原地区土地辽阔平坦,人口稠密,中央政权征税的难度远远小于欧洲,统治的成本也低于欧洲。所以在汉帝国瓦解之后,还能再统一起来。只要社会结构变得足够扁平化,世家大族被打碎成为小家庭的结构,中央政权就能突破一个门槛,使得它相对于任何地方政权都有压倒性的实力,大一统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发生在“唐宋之变”,所以,在宋代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分裂的状态,一个大一统帝国结束了,取代它的不是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这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与财政逻辑。

但历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游牧帝国,它们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强大的游牧帝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实际上它们是直到中原形成统一帝国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从未形成过值得一提的游牧帝国。这里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种财政—政治逻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