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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毛泽东传》,来源丨瞭望智库(zhczyj)

点击: 57 次  来源:http://www.dfmgrp.com 时间:2019-12-22

原标题:毛泽东的军事造诣到底有多高?

文章摘自《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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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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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里尔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主讲人 | 刘统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他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他就是后来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特工。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

Sept.

潮流那遥远的尽头已开始转向对毛泽东有利,但这只有很敏锐的眼光才有可能在1934年灰暗的最后几个星期看得出。

据9月9日三联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现场实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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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他在党内的对手失去了一些势头,但是就中国整体的关系来看,共产党人就好像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那样不能预示未来。

一提起长征,我们就想起《毛泽东选集》上那段气壮山河的话,“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他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今日,唯有缅怀!

中共党外的大多数人认为,在1927年的失败和江西根据地遭肢解以后,中共大势已去。长征最初悲惨的几个月并没有改变这种预兆。

但是,同样是毛泽东,1958年6月,当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反教条主义,毛泽东也谈到了红军的历史。讲到长征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没有好久,洋教条来了。他们是主张打大城市的,还有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把坛坛罐罐打烂,两个拳头打人,以后又变成什么‘短促突击’。搞短促突击的总司令是谁?此人姓李名德,是个德国人,跑到我们这里当太上皇,什么人也得听他的命令。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很好的工作,叫做‘走路搬家’。不走则已,一走两万五千里。所以说,我们军队不仅政治方面,军事路线也是犯过错误的。你们说没有?那么你们就举出理由来说服我,那些根据地是怎么丢掉的?是因为闷得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一点错误,我们的对手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就说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作者丨罗斯·特里尔

对毛泽东来说,他曾是这个根据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现在要弃之而去,真让他太伤心了。另外,留下来的人——理论上他们的任务是骚扰国民党,但实际上不可能期望他们能活下来——绝大部分是毛泽东的同情者,而不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

毛泽东谈到长征的时候,真正的心里话是这段话。长征不是我们愿意走的,而是我们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被迫不得已走的,而且从江西开始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会走两万五千里。从这个角度再去重温一下长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长征绝对不是共产党的一次旅游,而是一次充满了痛苦和鲜血的求生之路。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来源丨瞭望智库(zhczyj)

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是其中之一,他在任何场合下,都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在1932年和1933年被贬抑时,泽覃曾受到责备,而在毛泽东1934年实际遭软禁期间,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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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装扮成王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下,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由伍修权担任其翻译,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style="font-size: 16px;">42年前的今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去世。

style="font-size: 16px;">他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五个月之内,泽覃就死在敌人之手(不走运的前领导人瞿秋白也遭到同样命运,他留在江西主要是因为患了肺结核)。

为什么要长征?官方历史也承认,因为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犯了错误,丢掉了根据地。问题就来了,前四次反“围剿”不都赢了么,国民党不都被打败了,怎么第五次反“围剿”赢不了了呢?这里面是有多种因素构成的。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而他本身只指挥过一个骑兵旅,使红军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毛泽东10分钟珍贵视频:他如何评价自己和当时的中国

毛泽东还留下了子珍所生的两个小儿子。红军的规定是,只有年龄大到能行军的孩子才能随队撤退。毛泽东这对刚会走路的孩子,托给一家不知名的农民照看。他此后再没有见过他们。

首先,江西的苏区能够发展,红军能够发展到十万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地区都属于贫困落后地区。蒋介石当时在忙着什么呢?他忙着统一中原,招降东北,在跟各路军阀进行大规模的内战。所以,说句老实话,他当时没有精力来全力对付这些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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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夏天,毛泽东写了他最抒情的词之一——— 《反第二次大 “围剿”》,这个题目对如此令人激动的诗句来说好像太平淡了:

子珍是从始至终参加了长征的35个中共领导人的妻子之一。长征开始的时候,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期间怀上的。艰苦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来说太残酷了,实际上也毁掉了这桩婚姻。

前四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开始是兵力投入不够,后来是对江西的情况不了解。总而言之,当时蒋介石没有尽全力,也没有集中兵力做这个事情。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使用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把国民党军队拖到江西根据地深山老林的地方打伏击,就是这么打赢的。后来就出现问题了。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style="font-size: 16px;">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style="font-size: 16px;">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长征结束以后采访共产党人的一位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泽东,他是否曾发现自己处于少数而不可能得势的情况。“是的,我曾是少数派,”毛泽东回答道,“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1]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1932年10月,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了一次会,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泽东选下了台。是什么原因呢?当时的中共中央坚决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当时要打大城市。要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打了也站不住,也不行。打赣州,在赣南建一个“红都”,比瑞金还大,行不行?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结果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火了,有十万军队也不敢打一个城市,毛泽东这是逃跑主义。当时周恩来征求意见,问彭德怀敢不敢打,彭德怀说敢打,问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敢打。在这种情况下,在当时共产国际占领导地位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处于少数,处于被动。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毛泽东和朱德或许能击退蒋介石,但是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困难得多了。1931年这一年对毛泽东来说是有吉又有凶。他把人民战争付诸实践,很有成效。但是中共党内的形势却是不祥的。

长征是在进行过程中才逐渐成形并有了策略和目的。长征在它结束很久以后才被人称为“长征”;在开始时,那只是痛苦的撤退。[2]“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毛泽东后来告诉罗伯特?佩恩,“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3]

结果是,红军1932年去打赣州,没想到赣州的守军破釜沉舟,死守赣州。彭德怀当时是怎么打的?城墙攻不上去,就挖地道,送了两棺材的黑色火药,运到赣州城墙底下。没想到赣州守军雇了一群瞎子,天天趴在地上听动静,红军一挖地道,人家早就摸准了地道的方位。彭德怀把炸药送进去,让突击队埋伏在城墙底下,炸开了城门就往里冲,没想到我们当时战术水平太低,攻城技术也不懂。第一,那炸药不是TNT,是做爆竹的黑色火药,爆炸能力有限;第二,爆破的角度也算不准,轰隆一声巨响,城墙炸开了,炸的方向反了,把我们的突击队员扣在城墙底下。我们再往里冲,人家早就在缺口那里等好了,一个反击就被打了出来。赣州打了那么长时间也打不下来,中央只得下令撤退。这些政治局委员们觉得让毛看了笑话。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神情沮丧,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毛泽东利用党内多变的情况而享有运作活动的空间。中共的总部远在上海。江西苏维埃政权是新形式的政权。一段时间里,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大多数方面不受党的权威的制约。1931年军事危机的气氛延长了它可以自主的时间。

在行军的每一个阶段,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生存下来。长征面临四个依次关联的任务是每天必须考虑的:突破在江西的困境;与西边的一个或多个其他苏区会合;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再建继承江西苏区的政权;在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

另外一条,就是共产国际要按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苏区实现苏维埃化,全部照搬苏联的体制。一看毛泽东在江西给富农分田,允许富农经商,说这是“富农路线”。政治局委员们就认定,无论如何不让毛再干下去了。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小原村就开了五天会,叫“反倾向斗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成为绝对的少数。毛当时恨恨地说,“这些钦差大臣,张嘴共产国际的指示,闭嘴斯大林的指示,谁相信我的土玩意叫‘毛泽东思想’,那叫做山沟里的共产主义”。所以,在共产国际路线的指引下,大家决定罢免毛泽东,毛泽东的实权——红军总政委,被周恩来接替,毛泽东回到后方当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华苏维埃主席。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甘肃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1935年7-8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争吵中,毛泽东赶到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瑞金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这是共产党至此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在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的1931年11月7日清晨,610名代表在开幕式上举行了游行。

中共领袖们只是在第一项任务上不吵架。这种不团结的破坏性的确太严重,所以长征还有第五项任务,虽没有明说但却至关重要,就是为中共建立新的领导机构。长征要使部队脱离那群毛头小伙子的控制。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罢免了毛泽东,中央苏区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本来是周恩来当第一把手,没过几天,博古从上海到瑞金来了。博古二十七八岁,一个年轻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到了瑞金就说,王明同志临走时说了,他走了以后由我代行他的职务。结果周恩来没有和共产国际核实,就把党权交给了博古。过了不久,博古又推荐了个洋顾问李德,说这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是什么人?他是德国人,苏联红军的情报官员,他受苏联情报机关的派遣在大连从事情报收集工作,1932年被日本谍报机关破获了,李德就逃到了上海。当时博古正好要去苏区,一看来了个苏联红军军官,还是搞军事的,就说太好了,你到苏区就给我们当军事顾问。结果到了苏区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又没有和共产国际核实,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因此到了1934年初,江西苏区的红军领导形成了三驾马车,就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

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28个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是一股力量,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个脆弱的政权把中国中南部的几十个苏维埃——大多数都很小——联结在一起,进行有希望的合作)这是到此时为止毛泽东得到的最动听的头衔。他是一个政府的首脑,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政府或这位主席的存在。他被夹在两个副主席之间,其中之一是张国焘,他是地主的儿子,毛泽东好像总是跟他意见不一致。此外,毛泽东失去了对军事事务的直接控制权。

毛泽东自己的三万人与敌人第一次大的遭遇战,发生在毛泽东童年之梦的湘江岸边。这次战斗使中共党内的斗争接近于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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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李德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1923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成为秘密713组织的成员,曾同苏联秘密机关联系。1926年德国统治者指控他有叛国罪行而被监禁。1928年4月,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出到苏联。不久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参加苏联红军后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以后被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加强了他们对中共古怪的组织结构的统治。1932年,他们采取了合乎自己逻辑的一步。中共总部从上海搬到江西,这里是中共精神最活跃的地方。这对毛泽东是个打击。“从1931年到1934年,”他后来宣称,“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面对蒋介石强大得多的军事机器,并因为蒋介石准确地预计到红军向西北的行军路线,中共显然损失了多达五万余人。受伤的人由于极度疼痛而把衣服塞进嘴里,以便抑制住喊叫声。

李德刚一到瑞金的时候,神气十足,当时给了他新盖了住处,叫“独立房子”;给了他一个连的警卫;一出门就是高头大马,生活上也是给予特殊照顾。当时江西的老百姓都很兴奋,听说苏联红军派人来了,中国革命一定就能实现了,中国以后都要变成红色的江山了。

1933年10月经上海被秘密护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顾问。他在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推行军事教条主义,他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在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当时任临时中央书记的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由他一人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极不准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李德“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这一套错误路线进行的。他既排除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又反对红军支援蔡廷锴。李德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结果蒋介石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也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去了取得胜利的机会。

28个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有什么可反对的?争论的主题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和土地政策。在落后的中国,枪杆子和农民群众在革命的未来这一天平上的分量是最重的。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政策或土地政策上,都没有远离李立三基于书本的夸夸其谈。

国民党消灭了差不多一半的红军。渡河的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李德发起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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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中,毛泽东只是个农民游击队员,他的队伍有点像游民的乌合之众,他战术上的灵活性——“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他们看来是完全无视占领根据地。“要占领关键城市!”他们这样叫喊,就好像从未发生过1927年和1930年那样的事。

残酷的事实是,红军不可能实现与湘北贺龙的苏维埃相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已经安排了六倍于红军的部队对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挺身而出,提出一个新计划,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一轮犀利的批判。

这个时候蒋介石到了南昌,决心要彻底地消灭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蒋介石在江西行营调集了50多万的军队,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在行动前,蒋介石的谋士杨永泰就劝蒋介石,前四次“围剿”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把江西的老百姓都当成了共匪,把江西的老百姓都惹翻了,他们就都去支持红军了。这次我们改变策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打仗不着急,慢慢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到之处要安抚老百姓,要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好处。这样的话,江西的老百姓都归顺我们了,那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1934年春,李德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10日,军委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李德等人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行动迟缓,部.队沿途消极避战,使兵力很快损失了三分之二。在这期间,李德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评论,他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军事上的推行者。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在受到会议批判后,被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军事顾问的职务。从此,李德离开了中央机关,随红军一军团长征到陕北,在那里帮助训练过骑兵,后任延安军事学院教授。

在江西,毛泽东修改了他的土地政策,以适应其人民战争政策的需要。“鱼”需要“水”,没收财产应该有分寸,不可疏远中农。对于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绝望地摊开他们优雅而年轻的双手是件很容易的事。毛泽东采取的是一条“富农路线”。

红军应该向西南进军以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力量较弱的一个省份,然后与川北的一支共产党军队会合。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压倒了李德向北行进的主张而获胜。

蒋介石认为杨永泰的主意非常好,于是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对江西苏区实行铁桶式的包围,到处的筑堡垒、筑壕堑,一步步向江西苏区压缩,让你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所到之处,让老百姓回家,该修房子就修房子,该修路就修路,让老百姓感觉到生活的比在共产党手下要好。还有一点,对江西苏区进行彻底的经济封锁,盐、各种生活用品、工业用品,严格地断绝和苏区的交易,苏区赖以生存的贸易完全被切断了。这种经济制裁使得苏区本来就非常贫困的二十多个县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时候,蒋介石才开始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

1939年夏,李德离开延安经兰州回到苏联,随后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克思列宁研究所工作,把苏联的一些政治和文学着作翻译成德文。一度担任过东德的文联主席、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74年病死。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10年没有任何记忆,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受过伤。但另一方面,他们说的并非不真实。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批评在技术上讲是有根据的。

同时,毛泽东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大胆发言,指责因两个错误战术而造成湘江边的巨大损失。博古和李德划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才让蒋介石有可能埋伏在那里等待红军入套。

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队步步为营、重点突破。当时李德、博古、周恩来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国土”、“两个拳头打人”,一个对付北边,一个对付南边,这样的方式就把十万红军严格地限制在了阵地上。在阵地上以堡垒对堡垒,以壕堑对壕堑,和国民党硬拼。国民党一看,太高兴了,过去在朱毛红军的时候连影儿都摸不着,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红军摆个阵地让我打,我还不打你吗?不能说红军打得不英勇,但确实是实力悬殊太大。毛泽东后来讲话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用了一个比喻,说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国民党军50万人,什么装备?红军10万人,什么装备?你还想打阵地战、防御战,还想打胜仗,有可能吗?

威尼斯网投平台,对于李德的生活有一记录,可供参考:李德原是个登徒子,可是他的好色却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好德,他离开女人简直三天都惶惶如也,可苏区又没有娼妓,后来博古等就给他找了个壮实的女人,虽然两人话都不通,总算给李德解决了性欲,李德脸上的乌云才算散开了。

毛泽东确实把封建的现实(例如氏族)织进了他农村领地的挂毯之中。

毛泽东还抱怨说,共产党人没有运用佯攻这一战术。他们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本应合乎逻辑地使用这种佯攻战术。共产党人也没有表现出对战士地方情感的体谅,或意识到当地地形的多变。

红军将领和战士明明知道这样打下去没有前途,但当时中央的命令是非常严酷的,保卫局就在你后面,要是敢撤退马上就制裁你。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的时候,守卫江西北大门黎川县的是后来的海军大将萧劲光,他守黎川县城只有几百人,而且还不是正规军队,没想到国民党来了一个师,五千多人扑过来,气势汹汹,萧劲光一算,打也是死,怎么也守不住,与其让大家都阵亡,不如我们主动撤退,这样还可以保存一些同事的生命。在当时,他这样思考是可以理解的,三四百人抵抗五千人的正规军,怎么可能?所以萧劲光带着部队主动撤退了。李德一听,让你把守苏区的北大门,结果不战而退,大怒。于是在苏区的报纸上,说萧劲光不战而逃。在红军的报纸上还画了一幅漫画,把违抗命令仓皇逃跑的萧劲光送到革命的法庭去,萧劲光被无产阶级的铁锤砸了个眼冒金星。萧劲光就被押到了瑞金,开公审大会。萧劲光在会上陈述,我为什么守不住黎川,我只有几百人。台下有人喊,你为什么不发动群众?萧劲光哭笑不得,怎么发动群众,打仗是闹着玩的事吗?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军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苏区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点了我的名,而且批判我的逃跑路线。这位是谁?署名是周恩来。萧劲光说,军委主要负责人批判我的错误,我向他提出我冤枉,他说:“现在不批判你,不足以鼓舞军队的士气,你必须要服从中央的决定。我明明知道你也有道理,但是我现在还是要批你。”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出来为萧劲光说话,说萧劲光这个事确实是不得已,你们要是这样杀人,红军干部的信心肯定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在毛泽东的搭救之下,萧劲光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被安排到了红军大学的干部队。在整个长征期间萧劲光是没有职务也是没有待遇的,这在当时就是杀鸡给猴看,谁敢后退就是这个下场,所以,当时红军不得不做最后的搏击了。

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后来,一个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由于艰苦,大多数妇女被送到休养连,“李德夫人”也去了那里。萧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她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离婚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

毛泽东甚至在语言上也与28个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他认为只是把“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音译成中文是没有意义的,对普通农民来说,这是天书。很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某个人的名字,而布尔什维克不像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尽量少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而对“苏维埃”,他选择了一个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含义更具体的词:“工农兵代表会”。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行军负担太重。它携带着一个政府的全部家当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家具、印刷设备和一整套文件档案,在重压下蹒跚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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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毛泽东受排挤,不能再参加制定政策(虽然他保住了政府头衔)。40多万蒋介石部队开始进行第四次“围剿”,但这次不是毛泽东负责反“围剿”。

毛泽东在这点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共是个临时处于转移中的国家政权,还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疏散而缓慢成熟起来的政治运动,把回归土地作为以渐进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步?

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全没有当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存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

负责人是周恩来。1932年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已取代丧失信任的毛泽东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在这些年里,周恩来没有站在毛泽东一边。他相信阵地战,当时的口号就是“御敌于国门外”。

有一个细节最能充分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在行军的最初几个月里,红军事实上根本没有准确的地图。他们的确坚持要携带一切装备和文件,但博古和李德却没有想到要带上一把提高自己行动准确性的钥匙。(当一个瑞士传教士被捕并被控帮助国民党办事时,他通过帮助红军指挥员们察看一份法语的江西省地图而缓解了自己的困境!)[4]

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李德,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当时又被排斥,所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以至造成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他觉得毛泽东偏执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言辞之战。周恩来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愿意顶着28个布尔什维克汹涌的潮流游泳。红军击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这次胜利究竟是周恩来在28个布尔什维克启发下采用的方法所取得,还是毛泽东、朱德战略的残留影响的结果,这是中共历史上莫衷一是的争论话题。无论如何,这次胜利加重了毛泽东的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此后被认为像自动化时代的手动纺车一样过时了。

当然,28个布尔什维克缺乏军事经验,甚至不及毛泽东和朱德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积累起的经验的几分之一。博古在193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时,还从没有在战斗中放过一枪;长征开始时他只有26岁。李德——虽然他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打过仗,而且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

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实际权力一度比毛泽东、周恩来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1933年4月召开了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的会议。会议在毛泽东军事声誉的棺木上又钉了几个钉子。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得了疟疾,挫折又一次把他引向病床。

参加长征的人54%在24岁以下,和他们比起来,42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只有4%的人超过40岁;甚至还有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担任司号员、勤务员、打水员、通信员或者做其他普通事情。傅连暲医生宣称,依他判断,这些热切而朴实天真的农民出身的长征者,90%不曾有过性经验。

后来李德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那个基督徒医生来了,命令毛泽东住四个月的医院。他不到四个月就好转了。不久,他就责备傅连暲点的菜太浪费:“我们绝不可忘记现在在打仗。”这次是医生看上去生病了。“突然,”傅回忆说,“我的脸红得像个胡萝卜。”

最初的损失是由28个布尔什维克造成的,毛泽东不应为此受责备。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并非一夜之间就赢得了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在湘江之战以后的数周中在稳步增长。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死不认账。李德在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参考《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1933年,毛泽东写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出自毛泽东笔下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写这个话题。毛泽东失去军事事务的控制权以后,就以学徒般的认真态度致力于基层的民间事务。

他开始在政策上有了自己的影响力。文件烧掉了,家具扔进了山沟里,多余的枪支送到当地可靠的农民手中,大大精简的运输队只在夜晚行进,避免成为敌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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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骑着马巡视苏维埃地区,计算粮食的担数,组织食盐走私小组到蒋管区偷可能得到的咸盐。他倾听农民讲话。

每一项行动都要事先向部队解释清楚并概括为一句简单上口的口号;在许多村庄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使命并招募新兵;鼓励有艺术才能的战士编出歌舞节目以吸引当地观众: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手笔。

中央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把红军建成一支100万人的部队(在1933年初还不到50万)。它计划在每个根据地周围都建起土墙,称作“铜墙铁壁”。毛泽东提醒说,这样建设部队会从农田里夺去所需的劳力。他还认为这些墙会把红军锁在阵地战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他在讲民生问题的一个报告里问道,“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的侵略乌云又开始笼罩中华大地。它像遮住太阳的一片乌云,使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作战显得十分古怪。他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难道这比保护中国不受外敌侵略更可贵吗?

东京迈出了侵略它庞大邻国的第一步,这被微妙地称为“九一八事件”。这件事最初的结果是稍微分散了一点蒋介石“剿灭”红色分子的注意力。它的长远影响的确是重大的。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没有退潮。在中共领袖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农民集会上讲反对帝国主义。他警告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情之一,是和外国人结成同盟,并敞开大门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1932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对日宣战。这在当时让人(中华苏维埃之外听到这话的少数人)听了发笑,但是十年以后,这看上去就像是天才的一笔。

但是毛泽东是有眼光的。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方案,不是俄国革命的重复,并不是“另一个十月”就可以概括在江西山区里流汗流血的目的。他关于世界革命的梦想并不清晰。中国是底线。如果中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没有什么比挽救中国更重要。中国没有了,那么一切关于革命的谈论就只是没有根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泽东开始侧重于一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他没有必要的权力,只能进行一些思考。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对日作战的声明。的确,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一点民族主义的意思,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进攻的主要意义,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在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优秀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第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作战,而不是和中国同胞共产党人作战。他向中共伸出了试探的触须。中共犹豫不决,对待福建造反者,内部有不同的态度,从不冷不热到完全仇视。王明在他莫斯科的巢穴中谴责蔡廷锴:“要想让我跟他握手,除非我能向他脸上啐一口痰。”中共还没来得及对蔡廷锴稍作援助,蒋介石已经设法把英雄的第十九路军消灭了。毛泽东肯定同情蔡廷锴。他希望有一个广泛得足以包括一切不反动的非共产党爱国者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回顾这些时,他说中共没有与蔡廷锴联合是错误的。

1934年1月,毛泽东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席——尽管到现在只是个有名无实的主席——因此他得宣布会议开幕。他盯着挤满了一千名代表和用红绿旗子装饰的大厅。他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的标语。一排礼炮和一阵焰火启动了会议议程。

毛泽东做了一个简短而又古板的演说。演说缺乏他特有的清楚明了和独创性。大会的所有决议都是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事先做好的,而这次会议毛泽东不是没有参加,就是没留下什么印记。

第五次“围剿”已经在进行,但是毛泽东只是个旁观者。战斗计划是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最终解决问题,因而转向希特勒求助;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将军现在是他的顾问。在28个布尔什维克掌握下的中共几乎同样急切地讨好外国人;对蒋介石的抵抗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指导,他是德国共产党员,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革命的最新的礼物。

代表大会沉浸在王明空洞的乐观主义之中。直到此时,李德操纵的战役进行得还不错,毛泽东只得把他对当时正在实施的阵地战的怀疑憋在肚子里。他在主持大会时是个任期将满而已经落选的人,没有人对罢免他的主席职务感到奇怪。但是,他甚至没能继续担任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残酷的重挫,因为他已经连续三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蒋介石开始达到他三年都没有达到的“围剿”目标。如果敌人可以破门而入,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梦想就会很容易地变成梦魇。这就是实际在发生的事情,表明了阵地战的愚蠢。李德重视领土超过军队,结果他两者都丢了。